篇一 : 于建嵘:被约谈日志

作者于建嵘系中国〖zhōng guó〗社会科学〖Science〗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,社会问题〖foul-ups〗研究中心〖center〗主任。

这些年,经常被莫名其妙地约谈。今天发表一被约谈日志。

2015年6月15日下午3时40分。接所办公室秦轲电话,称所书记约明天谈话。告知明天没有时间,后天返所时上午〖morning〗可。又问,东书房公益服务〖fú wù〗中心是什么事情〖shì qing〗?告知是北京市民政部门正式批准的,我只是捐了二十万元。秦称书记要求立即汇报。我将电话挂掉。又来电,未接。

按要求通过短信给所书记潘发去了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成立〖was founded〗“北京东书房公益服务〖fú wù〗中心”行政许可书、会计事务所关于我捐资二十万元货币资金的验资报告、北京市民政局颁发王鹏为法人代表的“民办非企业〖business〗单位登记证书”。及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的通知〖supercup〗“2015年06月28日,北京东书房公益服务中心成立〖was founded〗新闻发布会将在北京西城区金融客咖啡〖coffee〗召开。北京东书房房公益服务中心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,专门为全国16岁以下贫困儿童募集资金的民办非企业〖business〗组织,该组织由国内知名教授于建嵘捐资设立,众多爱〖ài〗心人士担任中心管委会,我们承诺公开透明,助力儿童成长!”

以下是双方短信对话:

潘:于教授,你参加任何机构必须报批!你应该〖yīng gāi〗理解。没批的情况下,是绝对不可的。

于:我只是捐款人,报什么批?!

潘:希望〖hope〗你写清情况。我们及时汇报。要爱〖ài〗自己〖his〗。

于:你作为共产党的基层领导,不分是非,我不写!

潘:我只听党的话!党叫干啥就干啥。

于:党叫你这样〖then〗迫害知识分子的?!如果你们继续这样〖then〗以所谓上级的指示来迫害我,我就去找你们的上级党组织;如果你的上级组织,也不分是非,那好,咱们就公示全社会。

潘:你真冤枉我们了。我们始终是爱护你啊!还是好好搞科研吧。组织不让做的事别做为好。

于:这是你一个书记说的话?我的科研任务没有完成?你们的总书记不是号召知识分子关心民生?

潘:建嵘,一定要听劝。

于:我做错了什么!无论你们如何〖how〗处理,我无所谓。你们长期的迫害,我都可以〖can〗作为历史〖History〗材料贡献给后人。

潘:心平气和好。总有真理。

(又传于等人2012年4月23日给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捐赠一百万元人民币的捐赠证书)

潘:请发秦轲好吧。

于:你不是共产党的书记吗?你不是经常以上级的名义与我谈吗?

潘:没有问题,我从来不无事生非。

于:你长期是非不分,失去了我对你最后的尊重。从此以后,只要再迫害我,就向世界〖shì jiè〗公示!反右和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,莫过如此。不要〖bù yào〗再与我说什么科研。你不是多年的研究员,我们俩将成果向全社会公示,让国内外学者评一下?

潘:我照(与)你天地之差。你是大家,我只是管理〖guǎn lǐ〗人员。和我比影响你的伟大。你还有多方面的才能,我非常敬佩!比如绘画艺术等。

于:一个没有是非观的领导,一个没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,一个没有学术创造的研究员,有什么资格经常对我指手画脚?!我告诉你,受够了。从今以后,收起你那一套。

篇二 : 于建嵘

原文地址:于建嵘作者:youngdf社科院教授于建嵘成长经历:要为自己〖his〗的阶层说话2010年11月03日11:16新京报于建嵘法学博士,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,教授。著有《岳村政治》、《抗争性政治》等。2003年获《南风窗》“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”;2004年获《南方周末》“特别致敬人物”称号。图/cfp

岳村政治: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

抗争性政治: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

于建嵘“我要为自己的阶层说话”

最近,一组拍摄于四川宜宾市政府门口的照片在微博(于建嵘微博)引来网友的上千次转发———照片显示,一些上访人员正在躲避追截。此事继而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。发布照片的人,又在一次给一个中央机关处级干部班的讲座上,播放了宜宾市执法者殴打上访民众的录像。学员们均表惊讶,有人言称,下次遇到宜宾市来跑项目,坚决不给!

这样一个“上通下达”的人,就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。近期,他还出版了新作《抗争性政治》。

湘南 城乡流浪

没有布票〖ticket〗、没有粮票〖ticket〗,没有吃,没有住的地方。

爷爷要死了。他是一个裁缝,也算是本地有一点影响力的秀才,家里有很多的地。爷爷死的时候〖When〗,父亲还很小,之后不久〖bù jiǔ〗,奶奶也死了———父亲那时候〖When〗才十几岁,就成了一个孤儿,没有人管他。

父亲就到外面去流浪,有一次打架〖输了住医院,赢了住牢房〗,他逃到了山里面,碰到了湘南游击队,他就参加了游击队。

解放之后,他也就算是参加了革命,就做了一个小干部。母亲那个时候在团委当保姆,他们结婚之后,父亲被调到衡阳,做了一个县团级干部。

“文革”时,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发生〖occasionally occurred〗摩擦,把地方武装视为土匪,挖出了我父亲的“土匪”历史〖History〗,就再没有给他安排工作〖work〗,也没有抓他坐牢,就是把他晾起来。1967年,把我母亲下放到农村,母亲带走了我和姐姐。

父亲那样的出身,村里没有人愿意让我们回去〖get back〗。冬天,他们偷走了我们家的棉被,就是为了将我们赶走。母亲没有办法,就带我们流落到城里,也就成了黑户(指“文革”期间没有户口的人),没有布票、没有粮票,没有吃,没有住的地方,很可怜。

有很长一段时间,母亲去粮站免费帮忙打扫卫生,就是为了在扫地的时候搜集米袋里漏出来的米粒,或者到黑市去买红薯回来。有些人小时候说某样东西吃多了,现在都不吃。而我小时候主要〖zhǔ yào〗吃红薯,现在还是特别喜欢〖xǐ huan〗吃。

衡阳 黑人记忆

“黑人”身份对我来说,整整八年,从六岁到十四岁。这决定了我今天的许多〖xǔ duō〗选择及性格。

在我八岁的时候,父亲托朋友帮忙,送我去上小学。母亲没有布票,就去找人讨了一个麻袋,花几毛钱请裁缝给我做了一件衣服,那人眼睛瞎,衣服口袋一个缝在里面,一个缝在外面,但那是我当时最好的衣服,我穿着它就上学去了。

班里有个同学是班长,他认出我———我们刚搬进一家木板房地下的窝棚里,他住在木板房里,他说:“他怎么到我们班来了〖lai l〗?他是黑人!”老师〖teacher〗不在,他们就把我往外拖。我拽着桌子不愿意走,缝在外面的那个口袋勾住了桌子,拉扯之下,我唯一〖sole〗的好衣服被撕烂了。

他们把我拖出去,我蹲在学校〖xué xiào〗外面痛哭。父亲来了〖lai l〗,他说他刚好路过。其实学校〖xué xiào〗在很偏的一个马路上,我想他可能〖would〗是特意去看我,他摸着我的头流泪,很难过。那是我唯一〖sole〗一次看到他流泪。从此以后,无论如何〖how〗我都不愿意到学校里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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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没有户口,也没有人敢租房子给我们,我们到处流浪,到后来,全部〖all〗的家当就是一个锅、两个被子,母亲用一个平板车一拉就走。

我们之所以生存下来,很重要〖zhòng yào〗的原因是我父亲虽然是个坏分子,自身难保,但他因为当年很讲江湖义气,他再怎么倒霉,还是有朋友愿意帮忙。不然的话,当“黑人”的那个感觉〖很爽〗……“黑人”身份对我来说,整整八年,从六岁到十四岁。这决定了我今天的许多〖xǔ duō〗选择及性格。由于〖yóu yú〗没有布票,我小时候基本上没有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。所以我说我是奥巴马。

到1974年,我就直接上高一了,我不懂拼音,也不懂数理化,但好在正规读过小学的人也不懂这些。1976年,父()亲被平反,但7个月之后,他就死了。如果不死的话,可能〖would〗就当上大官了。但他一死,事情〖shì qing〗就麻烦了。因为母亲的工作〖work〗还没有安排,母亲对这个事情总是怀恨在心。我说,算了,我考上大学之后,肯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

大学 母亲的荣耀

“你懂法律吗?”“法律还不就是那么一些事情吗?”

我考上湖南师范学院,成大学本科生了,牛得很,工作转正之后可以拿到54块5毛钱,而大学生是可以预支工资的。我母亲高兴得不得了,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感到最荣耀的事情。

上大学的时候,我17岁。母亲的工作是给别人刷酒瓶,她没有钱送我去学校。我一个人去的第一天,把我吓坏了。父亲有很多战友,都是很讲义气的。省公安厅的一个人到火车站〖chē zhàn〗去接我,我听到有人叫:“衡阳来的于建嵘!”我一看,是个警察〖policeman〗,吓得我要尿裤子了,我年龄〖age〗小,从小又被抓怕了,我说我没有犯罪。他说:“我是来接你的。”

大学毕业后我分到衡阳日报,天天写社论。后来因为种种原因,我有一年多没有工作,就干脆当律师去了。我当律师比谁都简单。

有一个礼拜六,我和几个朋友到湘江边散步〖sàn bù〗,走到师范学院门口,看到告示说要招考“律师工作者”。那个时候,政府想招聘建立一个律师队伍,我去面试取得培训资格。

我什么都没学过,就去考试了。司法局的人在那儿让我们填表,他们一看,我是大学本科生,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他问我:“你懂法律吗?”我说:“法律还不就是那么一些事情吗?”

他问了一个问题,最有意思了,考倒了一大批人:“如果有三个人赌博,有两个人输钱了,输的人就合伙对付赢了的人,把钱从他那儿拿回来,你说这是一个什么行为?”

我们是脑子动得多快的人,我说:“抢劫!”他马上问:“抢谁的钱?”如果我说抢赢了的人的钱,那我就是认可了赌博的合法性。我们这种学哲学的人马上进行逻辑分析,我说:“这是抢国家的钱。”他说:“怎么是国家的钱?”我说:“国家待没收的钱。”考官把桌子一拍:“就是你了!”

海南 赚钱不是目的

赚的钱一辈子都用不完了。我说我不干了,没意思。

我是中国第一批取得律师资格证的人。第一年,我挣了150多块钱,给我母亲买了一件呢子大衣。我天天帮别人打官司,到处去赚钱,几年时间下来,我就挣了12000块钱。那个时候,一般人一个月挣50块钱,我有20年的工资了,我不怕了,我觉得〖jué de〗我可以下海了,就带了12000块钱去海南。

靠替人要账,在海南我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万,激动得一个晚上没睡觉。那种兴奋的感觉〖很爽〗,后来永远找不到了。我打电话给我母亲,她说:“你不要〖bù yào〗做,那是犯法的事情!”做了一年多,我发现钱好赚,就和几个朋友一起〖yī qǐ〗干,有一次给别人写一页纸的法律文书,就赚了60万。

我们几兄弟〖xiōng dì〗赚到1000多万的时候,我认为我赚的钱一辈子都用不完了。我说我不干了,没意思。他们不同意,我坚决要分钱。拿到200多万,我卖掉旧车买了一辆马自达,又买了一个2万多块钱的大哥大,还办了一张银行卡,开始〖appeared〗云游全国。

武汉 找到目标

是什么把一个黄皮肤的孩子变成黑人?要想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后代再不这样被人变成黑人!

我考上大学离开〖lí kāi〗家乡时,就曾经发过誓,我先解决〖settle〗生活问题,但我这一生的目标就是:1、搞清楚是什么把一个黄皮肤的孩子变成黑人;2、要想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后代再不这样被人变成黑人。

所以我赚钱之后坚决要分钱,我说我当年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,是为了获得自由,因为没有钱就没有自由。离开〖lí kāi〗之后,有两年的时间,我心中有想法,但没有目标,四处走走。后来,有人建议我找华中师范大学的老师〖teacher〗徐勇。徐勇接到我的电话,很怀疑:这个家伙,是干什么的?

他和我谈过之后,说:“你应该〖yīng gāi〗读博士。”我说,我一辈子没想做这个事情。他说你不对,你一定要继续读书,一定要进入体制,否则你就只能是个江湖郎中。我就去学校跟徐勇待了一年,但我不住学生宿舍,我住外教楼,60块钱一天,咱们有钱,牛得很!

我考了徐勇的博士,他不准我走,让我老老实实待着,那一年我吃苦了,看了好多书。第二年,徐勇说你不能在学校待了,你必须去做调查。这是许勇对我的两个最大〖largest〗的启示:第一,你必须读书,你必须有身份;第二,你必须做调查。

我开着车沿着毛泽东走过的路走了一遍,花了一年的时间,再回来写论文。调查的时候,我哪一天见到什么人都有记录〖jì lù〗,我们搞律师的人喜欢〖xǐ huan〗做记录〖jì lù〗。那时候没有微博(http://t.sina.com.cn),要有微博的话我天天发微博。调查完了之后,论文写了三个月,我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,全国评定第一名。

北京 追求理想

不就是个房子吗,拆了再说。只要我过得高兴!愉快!我就买!

我起先是到农科院去做博士后,导师是个特别讲究的人,我是特别不讲究。他还有一个女博士后,我每次去见他,他都训我:“你怎么鞋子也不擦?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,怎么不去买件新的?叫你师姐好好教教你!”说得我火大。后来有个机会〖jī hui〗,我就去社科院了。

2003年10月,我们几个住在通州的社科院博士后听说宋庄有几个画家,就去玩。在小堡村我们见到了一位正在做饭,好像生活很艰难的画家。别人却告诉我,这位画家毕业于中央美院,在老家有一间很大的美术学校,是位千万富翁。我们都不相信〖上帝会存在的〗。

这位画家却告诉我,千万富翁是真的。他是为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才离家出走,自愿过这种生活的。我问:“在家也可以画,为什么要离家?”他说:“画画就是画心,在我心目中小堡村是先锋艺术的前沿陆地,我一走进这个村,就像戴上红军八角帽,手握钢枪要冲锋了。”说完,他泪流满面。

我惊喜万分,激动不已。这种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生活,不正是我追求的和寻找的?我问:“还有小院出售吗?”他告诉我,附近有一画家刚搬走,有一个院子出售。我赶忙联系〖links〗,房主见我急要,开出当时的天价十二万五千元。我当场就买下了房子。

小院装修完总共花了30多万。老师一直骂我:你是搞土地研究的,你还不知道〖zhī dao〗这个房子不能买吗?将来它会被拆。我说:管他,不就是个房子吗,拆了再说。只要我过得高兴!愉快!我就买!

小堡村有个画家,说:“通州是北京的,宋庄是中国的,小堡是世界〖shì jiè〗的,我们是人类的。我们为人类画画,不为人民币画画。”这有些像疯话。但我却感到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气。

过去的事情,我从来没有忘记过,但不是为了记恨什么,我有我的目标,我为此奋斗了近三十年。

本报记者〖jì zhě〗 刘晋锋